邵鐘林

　　中國快遞協會副秘書長，前上海市郵政管理局副局長。

　　急速發展

　　南都周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迄今，中國快遞業發展狀況是怎樣的？

　　邵鐘林：1987年，整個一年的快遞業務是153萬件，業務收入8000萬。2010年，中國快遞行業總收入在573億左右，此前一年的 2009年是479億，2008年是408億，差不多每年都是兩位數的增長。在中國國民經濟當中，持續數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的行業不多。

　　2010年9月，中國快遞業平均每天的業務量已經突破1000萬件，排在世界第三位。日本快遞一天總件數大概是1300萬件，美國大概是3000萬件。

　　南都周刊：從時代背景上看，為什么會有快遞業的高速發展及快遞企業數量的激增？

　　邵鐘林：快遞業的出現和改革開放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是分不開的，商品經濟的活躍，是快遞業務出現的最主要原因。特別是從21世紀初開始，電子商務迅速發展，快遞業務急劇增加。大家都知道，只要社會有需求，市場經濟里頭必然有人會去做，很多民營快遞企業就這樣不斷出現了。

　　現在看，其實快遞行業不單滿足了老百姓一般的生活需要，而且相當大一部分是用來滿足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

　　南都周刊：這些年來，快遞企業的盈利和競爭狀況是怎樣的？

　　邵鐘林：快遞企業盈利空間都不大，都處于微利狀態，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的低價惡性競爭。微利甚至無利也要干，為什么？為了搶占市場份額，每單業務哪怕我只漲5毛錢，客戶可能就流失到競爭對手那里去了，尤其在一些大客戶的爭奪上，競爭慘烈。

　　不過，我感覺，從2010年開始，消費者開始注重品牌效應了，有的已經不再計較細微的價格差別了，他會選擇服務品質好、聲譽好的快遞企業來合作。

　　現在，在國內民營快遞企業中，業務量最大的順豐、申通、中通、圓通、韻達這五家，每天業務量都超過100萬件，是領頭羊。論業務量，郵政EMS可能排不到第一，但它網絡覆蓋面最大。這些企業，有的在作上市準備，估計不用很長時間就能聽到消息了。

　　法律門檻

　　南都周刊：現在的法律法規對快遞業有什么規定？

　　邵鐘林：2009年的新《郵政法》作了非常明確的規定，它把整個遞送業務分成了兩大類，其中一大類叫做普遍服務，也就是說，在中國境內的每個公民在任何時間段在任何地點都能享受到一種普遍的、持續的、基本的通信服務。從理論上講，普遍服務是國家責任，是國家向老百姓提供的服務，國家指定國營郵政企業完成這個任務。平信、掛號信、包裹、印刷品，就屬于這類服務。

　　新《郵政法》規定的第二大類是快遞服務。快遞服務是普遍服務的增值服務，它的服務價格一般要比普遍服務高，但它速度要快一點，服務深度要好一點，上門攬收、送貨上門。

　　有人認為普遍服務是一種壟斷，其實也不是，所謂的壟斷是我能干你不能干，現在規定的是，印刷品、信件、包裹有重量限制，在一定重量范圍內的，老百姓來寄，郵政企業不能拒收，因為這是國家責任。但不是說你郵政能做包裹，其他企業就不能做包裹了，只要你能做，就可以做，并非郵政專營。只是，如果你不能做，可以拒收。在包裹這個領域，中鐵、物流公司以及長途汽車一直在做。

　　南都周刊：據稱新《郵政法》出臺后，國內三成民營快遞企業倒閉，實際情況如何？

　　邵鐘林：三成倒閉那不是事實。新《郵政法》對快遞行業來說，等于是要實行許可制度了。在此之前做快遞業務是沒有門檻的，誰愿意做誰就做。

　　南都周刊：許可制度的門檻有多高呢？

　　邵鐘林：從注冊資金上說，同城快遞50萬，國內快遞100萬，國際快遞200萬。這個門檻其實根本就不高。一個企業如果做國際快遞業務，別說200萬，你2000萬、2個億的投入都不夠。

　　不過，你說它門檻不高吧，如果特別小的網點，你讓它哪怕拿50萬出來，都會有壓力。另外一個門檻就是，企業員工人數不少于15人，要有和業務相適應的處理場地和交通運輸工具。大概就是這些。總的來說，我認為要求是不高的。

　　發展瓶頸

　　南都周刊：對屢被提及的快遞公司野蠻分揀、暴力卸貨，以及常有發生的各種快遞投訴，你怎么看？

　　邵鐘林：我覺得這是由于快遞行業業務處理能力不能滿足社會發展需要造成的，也就是說，現在的快遞業務是供不應求的。

　　網上購物以前只是一個消費方式，現在有些人已經把它發展成為生活方式了，吃穿住用行都離不開網購，沒有網購好像就過不下去了。有些人說，我可以幾個月不去商場不去超市，但樣樣物品都能買到。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對快遞有了很大依賴性。

　　南都周刊：除了供不應求，是否也和快遞公司企業文化、管理者及快遞員素質、培訓或許缺失有關系呢？

　　邵鐘林：這倒也是。但現在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供不應求的問題，在快遞公司的生產能力不夠的前提下，員工素質再高，人手、車子、場地不夠用總歸是沒辦法的。

　　南都周刊：要解決野蠻分揀和卸貨這些問題，你有怎樣的建議？

　　邵鐘林：首先要增加設備，增加流水線，不能靠人，要靠流水線或容器來解決，分揀后的郵件，要么放到傳送帶上，有人等著，是什么地方的郵件，就對應什么人拿走。要么把郵件分別放入相應容器里，比如塑料或鐵的筐筐，天津的快件放這里，濟南的放那里，分門別類，分完以后放到車上，再把車推走。

　　郵政監管部門要作出明確規定，快遞企業必須規范操作流程。我估計在今年一季度有望出臺這樣一個規范性文件，必將是有約束力的。

　　南都周刊：你覺得現在中國快遞行業發展的瓶頸有哪些？

　　邵鐘林：要構成一個快遞公司的生產能力，首要需要的是處理場地，現在民營快遞公司征地是很難的。很多快遞企業都是輕資產的，設備資產都不足，征地成本很高，去銀行貸款，銀行一看公司沒多少值錢的東西，不肯放款。沒有土地就不能建立分撥中心，不能建立處理場地，快件堆積如山。這是第一個瓶頸。

　　第二個瓶頸是，現在很多城市對送貨車輛有限制，快遞的送貨車輛恰恰是不能被限制的，快遞企業的生產是按分鐘計算的，車輛經常被截住、罰款、扣車，很撓頭。現在，很多城市交通擁堵，交通部門對車輛采取了各種限行措施，這也影響到了快遞業務發展。

　　第三個瓶頸是，快遞企業是需要大量花錢的，比如買土地、建房子、買車，甚至于像順豐一樣要買飛機，要上先進的IT技術。這沒有大量資金投入是不行的，但快遞企業資金是比較短缺的，靠內部積累，短期內很難完成。

　　第四個瓶頸就是勞動力短缺。勞動力是決定一個行業服務質量優劣的決定性因素，由于過去我們相當一部分企業采取的是低價政策，低價競爭和擴張，利潤單薄，微利甚至無利，到最后，連簡單的再生產都無法為繼了。怎么辦呢？接下來就是把不能省的也省掉了。比如員工應該用100個，他用了70個，你說，這個服務質量還能好嗎？

　　南都周刊：UPS、DHL、TNT也在嘗試進入中國，在你看來，它們對未來國內快遞企業的沖擊會有多大？

　　邵鐘林：現在這幾家跨國企業都沒有在中國拿到牌照，還在申請中，一旦申請成功，國內快遞市場將重新洗牌。

　　如何維權

　　南都周刊：按照規范，快遞員上門要如何做？消費者如果對服務不滿，該如何維權？

　　邵鐘林：按照標準，快遞員必須送貨上門。快遞單要如實填寫，不能因為是攝像機筆記本電腦容易丟，就不具體寫名稱，快遞員如果持有這樣的說法，是不對的。

　　關于消費者維權，以快件丟失為例，現在是以民法的原則來賠償，也即約定的原則，我們提前說好，東西丟了只能賠多少或者必須賠多少，賠少了不行，雙方約定。

　　快件有兩種，一種是不保價的，按照約定標準賠償。一種是保價的，消費者提前聲明我這東西值多少錢，交相應比例的保險費用，運輸過程中貨物丟失按照保價金額賠償。快遞單上有快遞公司印刷好的合同文本，是經過有關部門審查通過的。

　　快遞員需要讓消費者閱讀單子背面合同，同意了才能遞送。很多快遞員做得不規范。照理說，要填寫物品價值。有些快遞公司有明確的標準，多少價值以上的物品一定要保價，多少價值以下可以不用。

　　南都周刊：你對消費者有什么建議？

　　邵鐘林：我建議大家在寄送價值較高物品時，選擇信譽好一些的快遞企業，支付一定的保價費用。如果你覺得沒有那么貴重，丟了按照快遞公司的賠償標準也能接受，那也可以。一般來說，事先有約定的，按照約定做；事先沒有約定的，就雙方協商；協商不成的話，消費者可以起訴快遞公司到法院。